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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實施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的文件，確定了“三條紅線”。即到2030年，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7000億立方米以內；用水效率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萬元工業增加值降到40立方米以下，農田灌溉水有效率提高到60%以上；主要污染物納入江河總量控制在水功能區納污能力范圍之內，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提高到95%以上。這是關系到我們國家、社會持續發展的重大工程。日前記者隨全國人大環資委組織的“中華環保世紀行”記者團赴廣東、寧夏考察“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落實情況。記者看到，兩地政府對這一制度都有認識、有思考、有行動，并開始著手落實，同時也注意到執行這一重大政策需要科技支撐，大學責無旁貸。
記者在考察中感覺到，由于缺乏對于水科學、水資源、水環境的深刻認識，官員、業者乃至社會公眾對水資源的科學管理、使用的認識還不到位。而水資源的監控、計量也是需要攻克的系統技術，水權交易制度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有專家指出，這些年我們國家的水循環狀態并未發生大的改變，但是社會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城鎮化。人類活動對水環境的影響有直接的，也有很多是間接的。許多所謂災害，原本是自然界正常的循環往復現象，但是加入了人的因素，就變成了災害。人類要避害，就要改變它，但是改變后的影響往往很復雜。比如大水災，在原始狀態下，5到8年發生一次，在淹沒原野的同時也清理河道，滔滔洪水憑借巨大的勢能沖入深海，所攜帶的污物很快被稀釋、降解。而被一系列工程控制住的水系消除了大洪災，均勻流淌的河流也在持續堆積沉淀。河水帶來的污染缺乏強大水量沖刷，也聚集在河口淺海，形成越來越大的污染區域。現在我們種地上化肥，沒人再去收拾臟臭的河泥，也加速了河道的淤積。這些改變，我們應該有應對之策。
聽河海大學副校長朱躍龍教授介紹，圍繞水科學作深入研究，開發關鍵技術是大學的責任，許多大學正在做，也希望更多的大學加入進來。特別是一些我們長期以來沒有認識或認識不清的問題，像噴灌、滴灌、霧灌等農業技術可以大量節約水，但是用好這些技術的關鍵是了解作物生長規律與水的關系，包括一些細節。比如某種植物一生中何時最需要水，何時不需要水；它在某個階段植株的哪個部分吸收水，是地下部分還是地上部分。把這些搞清楚了，才能既節水，又豐產豐收。現在很多地方是水質型缺水，就是由于污染，或水質本身有問題不適合飲用，比如高氟水。那么怎么提升水質，特別是溶解型污染即離子污染，是用碳吸附還是膜過濾，哪一種工藝更經濟有效？還有一些耗時費力，需要學者、團隊搞個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項目。朱教授認為，大學教授還要盯住一些關乎國家安全的大問題做文章。比如有些主要水系承擔著幾個省，數十個城市地區供水的重任，一旦出問題非同小可。
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是我們的基本國情。長期以來，水資源短缺、粗放利用、水污染嚴重、水生態惡化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問題。化解這一問題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改革，也要靠科學、靠技術、靠智慧。大學肩負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在國家、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面前，要出思想、出智慧、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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