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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為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安排的約4萬億元投資中，對環境保護將產生影響的，絕非只有投向生態環境的3500億元。
的確，在這4萬億元的投資安排中，生態環境投資明確為3500億元，但這僅僅是直接投資。而投向其他領域的巨額資金，也將對環境保護產生巨大影響。
看看這一資金安排的具體走向便可明了。這4萬億元投資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占2800億元；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占3700億元；鐵路、公路、機場、城鄉電網占18000億元；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占400億元；生態環境投資占3500億元；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占1600億元；災后恢復重建占1萬億元。
從這一投資結構中不難看出，國家安排這4萬億元資金投入，并不是為了簡單地直接刺激經濟，依靠工業企業的復蘇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產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是將危機變為機遇，致力于改善民生、調整結構和強化基礎，通過固本培元增強肌體抵抗能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從而不僅為今后的發展，也為今后從容應對類似情況打下扎實的基礎。
國家對這筆投資的導向非常明確，沒有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的投資，更沒有“兩高一資”的投資。
不僅如此，即便對于今年第四季度增加的1000億元中央投資，國家也設定了明確的準入門檻，必須符合產業政策和準入標準，必須符合土地、環評、節能等各項條件，嚴格防止新增中央投資用于“兩高”行業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項目。千億投資安排的項目不論是“老面孔”，還是“新面孔”，都要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對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和檔次，要起到明顯的帶動和促進作用。
無論是從大的投資方向還是從具體的投資規定來看，對環境保護將產生影響的，絕非僅僅是投向生態環境的3500億元。在農村的投入中，投資將為新農村建設增加活力，對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環境，推動建設環境優美鄉鎮等，無疑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作用；在災后恢復重建的投入中，遵循國務院發布的《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中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優化城鄉布局、人口分布、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基本原則，投資必對強化災區環境保護產生巨大作用；而用于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的投資，更將直接通過科技能力的提升和產業結構的加快轉型，對環境保護產生深遠影響。
由此可見，雖然是3500億元投向生態環境，但在其他方面的投資也將對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發揮促進和保障作用，換言之，對于環境保護而言，除了直接投資，還有間接投資。如何確保投向環保的資金和投向其他領域的資金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協同互促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利用好間接投資，是各級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國家的投資導向和規定，不僅對各地起到了引導和規范作用，更為地方近期和長遠發展的投資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首先是資金投放的戰略考量。國家的投資導向和規定，再一次向人們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環境與經濟已高度融合。在當前的形勢下，無論是出于保護環境的需要還是出于未來發展的保障，都必須將環境作為基礎性生產要素對待，在一區一地的投資決策中，絕不能片面地注重依靠產業擴張拉動經濟，而要轉向依靠投資優化整體經濟結構，以科技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降低生產的外部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和經濟的質量，提升區域整體發展和競爭實力。換言之，必須認識到地區的發展并不取決于企業的多寡，而是取決于產業和企業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由此決定了一個地區的綜合實力和未來發展后勁。因此，與其注重于通過投資直接刺激產出，不如致力于以投資強化基礎，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
另一個問題是資金的使用。要改變過去投資釘歸釘、鉚歸鉚的做法。必須使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投資與經濟建設投資相互融合，從而實現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過去的教訓在于很多地方環保投資與經濟建設投資相互割裂，環保投資遠遠低于經濟建設投資，且經濟建設投資與環保在取向上并不匹配甚至背道而馳，導致環保投資猶如杯水車薪，無法改變粗放型增長模式下大投資帶來的環境影響。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做到在投資上的互動，環保投資要有利于優化經濟發展，經濟建設投資要有利于促進保護環境。
投資，也是門大學問，不認真分析全局、長遠和各因素之間的有機聯系，往往最后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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