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如果把傳統的儒家智慧稍加延伸，用現代國家戰略話語做一番過度詮釋的話，山可看成國土主權，水則意味著資源歸屬。對現代國家而言，主權之重要自不在話下，資源的確保更是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遠的不提，戰后的中東戰爭、海灣戰爭，直到最近的伊戰，背后無一不潛伏著戰略資源紛爭的濃重陰影。如果說20世紀是石油的世紀的話，那么，21世紀世界爭端的焦點，正向水資源位移。日本一些地區的農家，已然出現水價與牛乳價格的“倒掛”。
從宇宙中看，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呈養眼的蔚藍色，擁有14億立方公里的水資源，是名至實歸的“水的行星”。但是，地球上的水絕大部分為海洋水，淡水只占2.5%，且大部分為處于極地的冰和地下水。而易于為人類利用的存在于河川、湖泊的地表水僅占淡水存量的0.3%，其分布因不同的地域、時期而呈極端不均的狀態，遠比石油、金屬資源的分布更加“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現狀及從人的生命到國家經濟發展對淡水的依存，帶給不同社會以不同程度的“水壓”。此種壓力，不是因管路系統中的水壓過大而造成的物理壓力（Pressure），恰恰是由于缺水導致的壓力，有些類似于人在身心俱疲時感到的精神緊張（Stress）。
對崇尚自然和諧的東洋人來說，“只有空氣和水是免費的”是顛撲不破的常識，近乎某種與生俱來的世界觀。但是，這種思維定勢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搖：2005年1月，歐盟（EU）首開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制之先河，燃氧廢氣的排放權像物理形態的產品或技術一樣，被明碼標價后上市交易，實際上等于為氧氣“消費”定價。如果說此前的氣候變溫問題是環境問題的話，那么以2005年為界，此后便成了經濟問題。到目前為止，水基本上還是作為環境問題被認知、議論和檢討，但照本書作者的說法，圍繞地球上存量有限的淡水資源，不同國家之間的爭奪戰勢在必起。現代社會的紛爭，多以“經濟戰”的形式展開，意味著有一天可能會出現圍繞全球水價的多國貿易。而交易的結果，必然是經濟實力雄厚的國家確保集中更多的水源。如此，上述“免費”常識體系的解體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
毋庸諱言，人類正面臨一場空前的資源枯竭危機。與能源、金屬資源相比，狀況更加嚴峻的是糧食資源的緊張和水資源的全球性匱乏。事實上，人類所能利用的水資源，比通常想象的要少得多。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急速發展，對水的需求與日俱增。而另一方面，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相伴而生的，是水源污染的日益嚴重，其結果是可資利用的水源變得更少。相當于世界人口兩成的12億人只能飲用非清潔水；最近發表的聯合國報告指出，到2025年，將有相當于世界人口一半的35億人面臨缺水；每年有300-400萬人被起因于水的疾病奪去生命，其中多為5歲以下的幼兒。自1977年于阿根廷召開聯合國水會議以來，國際社會關于水問題的檢討從未間斷，且越來越深廣。有些概念、方法的提出，對危機實態的分析和應對有重大的意義。
人們一般傾向認為，那些極度缺水的地區，更易引發爭奪水源的國際紛爭，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英倫敦大學的中東地政學者托尼•阿蘭教授指出：“國土大半為沙漠、理應缺水的中東諸國，并未深陷于水不足的矛盾之中，也未發生圍繞水源的紛爭、戰爭，為什么呢？”答案是“虛擬水”（Virtual water，或稱“間接水”）：“位于干燥地帶的國家，雖然看上去很缺水，但實際上由于進口靠他國的水生產的農作物，所以即使水資源匱乏，也不會為水不足的矛盾所困擾。”
這個概念的引入，意義非同小可，凸顯了各國實際水消費的真實狀況。據統計，生產1公斤小麥，約需重2000倍于它的水兩噸；1公斤大麥、大豆，約需2.5-2.6噸；而1公斤牛肉，更需消耗近16噸水。因為家畜不僅需飲水，還需食用大量消耗水的谷物飼料。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糧食自給率只有四成，消費總量中過半需靠進口的日本雖然表面上看并未直面缺水問題，在這個嚴重缺水的世界仍顯得比較“從容”，但背后卻透出大量“虛擬水”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實乃不折不扣的水資源透支國度的嚴峻現實：如果把日本進口的糧食全部“切換”為國內生產的話，年約需640噸水資源，相當于琵琶湖儲水量的2.5倍。
因此，糧食貿易的背后，是“虛擬水”的交易，相關國家通過進口“虛擬水”，確保自己的水源存量。而隨著中、印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及以氣候變暖為大背景的生物燃料熱，一場世界范圍的糧食資源爭奪戰已拉開戰幕，而對農產品的爭奪必然導致對滋養、孕育五谷的水資源的爭奪。本書正是一位日本綜合商社智庫的資深糧食問題專家對此提出的預警。
在包括日本在內，多數發達國家廢水處理、循環利用等功課已經做足，進一步開源節流的空間已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國際貿易的框架下，合法而安全地確保更多的水資源，已成當務之急。其狀況之緊迫誠如上個世紀40年代，前“九葉派”詩人陳敬容在《邏輯病者的春天》里所描述的那樣：
“……
盡管想象里有無邊的綠，
可是水、水、水呵，
我們依舊懷抱著
不盡的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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