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保護部3月27日上午九時在北京舉行揭牌儀式，這一簡單的儀式，標志著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唯一升格的機構，真正從國務院直屬機構變為國務院組成部門。部長周生賢，潘岳、張力軍、吳曉青、周建、李干杰副部長，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長傅雯娟，黨組成員祝光耀等出席了揭牌儀式。潘岳發表簡短講話，周生賢親自揭牌。>>大交通存在法律模糊點 交通運輸部低調掛牌
環保部門入閣 提升決策能力
《新聞晨報》報道，掛牌儀式開始前夕，受國家環保總局委托，北京三位“環保智囊”——國家環境經濟政策項目技術組組長王金南、中國循環經濟與環境評估預測研究中心主任齊建國、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顧海兵對“環境保護部”的“前世今生”進行了深度解讀，并對其未來的工作進行了展望。
顧海兵表示，“這次不能簡單地用‘升格’來界定環保總局到環境保護部的變化，我們應該說，環保總局是恢復了它本來應該有的地位！”顧海兵說，中國曾有城鄉建設和環境保護部，后來在改革中撤銷了，但事實證明，這個部應當被恢復。
王金南說，國務院環境保護機構三十年“三級跳”，十年“一大跳”，充分說明中國政府全面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決心，同時也向世界展示中國政府保護環境的國家意志體現。”
顧海兵表示：“目前中國國務院主要有兩種決策方式，一種是國務院常務會議決策，一種是國務院全體會議決策，前者包括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及秘書長，后者也只包括國務院的27個組成部門，這些部門是國務院決策的當然組成成員，其它的委、辦、局屬于國務院直屬機構，從理論上講不能稱做國務院組成部門。因此，環保總局變身為環境保護部，相當于進入‘內閣’，這對于環境監管部門直接納入國務院日常決策有較大的好處。”
齊建國認為，環保總局“升格”后，其管轄范圍并未發生改變，但地位得到了強化。“成為國務院‘內閣成員’后，環保部門參與決策的層次不一樣了，這使得環保部門進入了中國決策體系的核心層，它將直接負責全國環境的規劃與管理，環境政策的制訂和落實，法律的監督與執行，跨行政地區環境事務的協調等一系列事務。從前作為正部級單位的環保總局也具備這些功能，但執法環境較弱。”
難點：環保相關權利過于分散
在三峽庫區，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環保部門認為網箱養魚污染了長江水體，但水產部門卻認為網箱養魚是生態漁業，值得大力推廣。齊建國介紹，從前有種說法叫“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環保部門管陸上的環保，到了水里就難管了。環保總局從前在許多職能部門的‘領地’行使職權時，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
王金南介紹，從前大量與環保有關的職能分散在環保總局之外的十余個部委：外交部負責國際環保條約談判，發改委負責環保產業、產業結構調整等政策制定、氣候變化工作，政府環保投入由財政部負責，水資源保護由水利部負責，林業局分管森林養護、生態保護，海洋局分管海洋環境保護，氣象局負責氣象變化、空氣質量監測，農業部負責農村水、土壤環境保護，建設部分管城市飲用水、垃圾，國土資源部管理水土保持、國土整治、土壤保護，衛生部負責城市與農村飲用水衛生安全……
王金南說，環保總局存在時，環境管理職能交叉重疊的現象非常嚴重，尤其是環保部門與水利部門以及林業部門之間。“2005年吉林化工廠污染松花江、2007年藍藻接二連三爆發……這些環境事故一旦發生，出來‘扛擔子’的總是環保總局。但將板子全部打在環保總局身上，似乎也不盡合理。因為環保總局與其它部門之間權責不清，更多是有責無權。環保總局實際上觸及的領域充其量也就是環境保護的‘半邊天’。”
王金南表示，這次機構改革成功與否，就要看環境保護部門的綜合決策力、政策執行力、環境監管力和部門協調力是否真正得到提高。相比整合機構的預盼，他最看重的是成立‘環境部’后，環保執法能力能否切實提高這樣的實際問題。
建議：設立國家級環保委員會
齊建國認為，環境問題幾乎都是由于人類消耗資源引起的，如果資源和環境能夠統籌起來由一個部門管理，效率會更高一些，這就需要建立多部門參與的環境與資源委員會。這一建議早已編入《經濟與環境，預警機制與政策分析》課題報告，于2006年提交給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并上交國務院有關部門。
顧海兵介紹，自己幾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中國最高決策層面不僅應該有環境部，還應該有環境委員會，把國家發改委、國土、農業、水利等部門都融合其中，辦公室可以設在國家發改委，加強協調與制衡，其主任應由總理兼任。
齊建國說，國家級環保委員會的成立是政治改革的一個部分，不可能太快。
顧海兵建議，新生的環境保護部的工作要公開、透明，“要使環境保護部率先成為比較透明的政府部門，要像在玻璃缸中一樣。環境問題發生后，中下階層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政府相關工作的透明有利于事情解決。”
齊建國認為環境保護部成立后，通過立法和加強執法能力，可以解決許多以前難以解決的問題。齊建國舉例說，從前的環境污染罰款相關規定限制一個企業一個月只能罰一次，最高不超過五萬。企業交了罰款后繼續污染，給社會帶來了巨大損失，但其賺取的利潤遠遠超過罰款額度，有些企業因此認為，只要能繼續開工，你罰我十萬都沒問題。現在的罰款額度是根據16年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制訂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法律體系亟需調整。
顧海兵建議，應該進一步考慮設立環境法庭和環境警察。
顧海兵認為環境保護與其它政府產品相比極為特殊，“河流、空氣這些自然要素都是沒有邊界的，不僅沒有省的邊界，連國家的邊界都沒有。以松花江污染事件為例，甚至引起了外交危機，由此看來，環境問題很容易引發全國乃至世界性問題，它具有巨大的公共特征，更應該在‘全國一盤棋’原則之下來進行定位。”
顧海兵建議，考慮到環境問題的整體性，環保要實行垂直管理，“像黃河這樣的河流，根本不是單個省、市管得過來的，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垂直體系，其環境問題的死結是解不開的。”
顧海兵建議，環保部的決策要科學，“目前中國環保領域的專家委員會構成還不夠科學，類似于貨幣政策委員會，其十三名成員大部分都來自政府而非學術機構，今后這一問題應該得到解決，要增加學者、特別是無官職學者比例，而且實行換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