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危機：環保產業化的臨界點
信息發布：廣州市怡文科技有限公司
發布時間：20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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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環保災難之后，水質監測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才開始逐漸浮現
文/本刊記者 何伊凡
江南水鄉已多次上演無水可用的一幕。2007年7月1日，由于取水口被污染，江蘇省沭陽縣城區20萬人突然遭遇斷水。污染源是否來自上游山東的造紙企業？對此，山東與江蘇方面各執一詞。在太湖藍藻事件中，也曾爭執蘇、浙、滬、皖四省“誰之過”，但沒有結果。
6月下旬，在北京舉辦的第十屆國際環保展上，數家環境檢測設備生產商感覺氣氛與往年大不相同。廣州怡文科技總經理劉宇兵已是第五次參加環保展，劉宇兵發現與往年參展第二天就人員稀少的情況不同，今年直到最后一天依然人頭攢動，而且參觀者多是帶著項目來考察的各地環保局的工作人員，這些他們真正的客戶，在過去的展會上幾乎難得一見。與此同時，劉宇兵也感覺到了強大的壓力，本次國外同行出動的幾乎都是CEO，包括怡文最強大的對手美國哈希和日本島津。
水質環境監測行業的春天真的來了嗎？
水質環境監測設備一般放置在企業的排污口，以及河流的省界斷面和市界斷面，精確的數據可以分清楚各行政區之間的責任，以尋找污染源。看起來，這個正好解決當前環境問題的產業似乎是一座金礦，但是，金礦并不像想像中那么容易開采。目前水質環境監測設備行業較正規的企業不過30家，怡文目前在行業內處于領先地位，但其2006年的銷售額僅在4000萬元左右。
1996年，劉宇兵決定一頭扎進水質在線監測產業，“我是技術背景出身，想法很天真，覺得做了一個國家需要的好東西，肯定有前景。”這個在短短10分鐘內做出的重大決定，劉宇兵經過了11年的堅持才實實在在地看到市場，“如果最初就知道過程如此漫長可能早就轉行了。”
2000年，環保總局確立了在未來5年內建立國內水質自動監測系統的工作目標，企業都欣喜地以為整個市場規模可以很快突破100億元，但直到2006年仍停留在微不足道的3億元左右。次年，新修訂的《水法》要求重點企業安裝在線檢測設備，但儀器測出的數據能否作為收費依據和執法依據等涉及設備法律地位的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我們是被動發展，發展速度完全取決于污染事故的爆發頻率以及危險程度，”北京一位匿名的孫姓水質監測儀器生產商向《中國企業家》表示，“每當有重大環保事故出現，銷售曲線就會有明顯上升。”
比如，2005年7月，《污染源自動監控管理辦法》頒布，但推動全行業獲得發展的契機卻來自2005年年末發生的松花江污染事故。這次事故使全社會都看到了及時提供水污染數據的重要性，之前曾呼吁多年的重點污染源監測網與公共環境整體監測網再次提上日程。
2006年10月，國務院決定于2008年初開展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同樣真正推動怡文進入銷售高峰的卻是太湖藍藻事件，之前怡文在整個江蘇僅安裝了100多套設備，而2007年5月、6月間，由于環太湖所有企業都要重新逐家過環保關，僅水域周邊的幾個縣市就新增了近100套訂單。
環境災難一次次拯救著這個苦苦煎熬的產業。“我們的機會仍像氣候一樣，哪個地方冒出污染事故就會刮起一場銷售風暴。”劉宇兵說道。
怡文早期的客戶就是隨著環境治理風暴產生的。1997年底曾有一個針對淮河流域排污大戶的“零點行動”，河南漯河造紙廠和蓮花味精廠都是重點檢查對象，在環保局要求下這兩家企業成為怡文的客戶。
在此后相當漫長的時間里，劉感覺自己總能看到希望，政府關于環保的文件越發越多，高層越來越重視，似乎“只要再堅持一段時間就會有大發展的機會出現”，但結果卻往往證明自上而下地推動很難落到實處。“2001年之前，可以說這個行業基本上不存在，只是領導呼吁一下，個別企業折騰一下，根本不成氣侯。”劉宇兵說道。
創建怡文之初劉宇兵并不知道誰是他真正的客戶。“這個產品全社會都需要，但誰該為這種需要來買單？”這個困擾整個行業的最基本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所有人都承認我們所做的產品意義重大，但坦白地說，地方政府不歡迎，地方環保局實際也不歡迎，企業就更不歡迎。”匿名接受采訪的制造商孫先生說道。
最終掏錢購買設備的仍是企業，但屬于企業主動購買的情況劉宇兵認為連1%都不到。一位業內人士形象地比喻說，這就如同警察要求小偷出資買手銬，可以想象，小偷要么千方百計不買，要么就買最便宜的，或者買了再想辦法破壞掉。
為鼓勵企業購買，有些地方環保局從向企業收取的排污費里返還補助，或者由財政解決部分投資，孫先生說比例可謂“千姿百態”，有的20%，有的50%，各地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決定。因此安裝設備存在大量利益操作空間。
水質監控涉及機械電子、信息技術、分析化學等多門學科，專業性很強，但“被迫”的企業并不愿意再出一筆用來鉗制自己的培訓費用，所以很多設施安裝后基本處于停運和半停運狀態，而全行業的售后服務率也不足20%，基本上形同擺設。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水質監測產品銷售的最大成本消耗在運作各種關系上，產品原料所占總成本的比例其實不過20%。“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重矛盾的結，各種各樣的想法都要平衡。”上文提到的孫先生感嘆，以環保局內部而言，就有污工處、監理處、監測站等數個處室與水質監測設備有關，其背后可能有幾個不同的副局長，還有局長甚至主管副市長，排污企業也不能得罪，所有人都有話語權，企業要獲得項目就必須“擺平”這些關系。
在一系列環保災難之后，一些領先企業開始探求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怡文也嘗試從設備提供商轉型為系統集成商和服務提供商。2006年，怡文在江西九江市用BOT模式打包拿下了從水質到煙氣的全部環境監測項目，為九江建設了一個整體性環境監控平臺，并直接負責運營和維護。九江市按照“政府出資、環保監管、市場運作、企業協助”的思路，成為全國首個推出由第三方運營環保監控設施的城市。
近年的實踐表明，第三方運營是有效實施環境監控的模式。環保局委托獨立于自己和被監測企業的第三方負責轄區內環境監測，不僅可以避免設施安裝后無人管理，而且可以使利益鏈條變得更清晰。
劉宇兵希望“九江模式”能獲得全面推廣。他和孫先生一直在呼吁環境在線監控應由財政全額支付，他們認為這才是讓設備物盡其用，推動行業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環保總局為什么不向財政部理直氣壯地要這筆錢呢？”孫提高嗓門，“搞綠化花那么多錢都在所不惜，城市形象是‘面子’，而水質是‘里子’，‘里子’一旦出了問題，監測的花費相對治理不過是杯水車薪。”
“里子”讓中國付出了沉重代價，水環境治理已失去了防患于未然的機會，進入亡羊補牢階段。水污染的一個重要指標COD，即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越大說明水體受污染程度越嚴重，這一指標目前中國排名世界第一。對于在中國1/3國土面積上出現的水污染問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直言，“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然而更大的災難是環境高風險期可能提前到來，以松花江為標志，平均每兩三天就會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至2007年已發生150余起。
目前國內僅石化化工企業一項，就有1萬家建在長江邊，4000家建在黃河邊，還有2000家建在人口密集區與飲水源區，更不用說數不勝數的鋼鐵廠、冶煉廠、制藥廠。水質在線監測行業的對手就是這一顆顆“環境炸彈”，而它們背后還有割不斷的地方GDP訴求。
在中央電視臺的一次《對話》節目中，山西省某領導為了摘掉污染大省的帽子，決定在全省推廣水質監測設備，作為嘉賓的孫先生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真要把這套東西用起來，山西有1/3的企業要倒閉，還有1/3的企業要喪失競爭力。山西用了而陜西沒用的話，你的納稅大戶都跑到別人的地盤上去怎么辦？”
節目之后他和另一位官員交流這一問題，對方撓撓頭說道，“幸虧你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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